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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是经方中的代表方剂之一，是苦辛开降、寒热（湿热）并用、补泻兼施、升降有序的代表方，是治疗脾胃病的总方，分析半夏泻心汤的方义是理解经方的开门钥匙。在此，就个人学习与运用半夏泻心汤及其类方的体会，作一简述，以飨读者。
半夏泻心汤出自《伤寒论》条，原文云：“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它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也，宜半夏泻心汤。”还有一条在《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篇：“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伤寒论》讲的是少阳病误下后的三种转归。原文释义为：伤风感冒五六天了，按照传经的日期病邪应当传到三阴经了，有呕吐发热症状，欲从外解，小柴胡汤证具备，这是少阳病柴胡汤证，但医生却认为是实证，用了下法，可能用的是小承气汤或大承气汤，用量不大，病人吃了药，病情不好也不坏；也可能是病人的体质比较好，没有伤及正气，仍然发热呕吐，这个时候还可予小柴胡汤，不过服了小柴胡汤会有蒸蒸而振的暝眩现象，一振寒热，接着汗出而解，这是一种转归。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这是因为小柴胡汤虽能助正气向外抵御邪气，但毕竟是正气因误下而受伤，病人服了小柴胡汤，正气得助，与邪气抗争，其间需要一段时间，阳气未达肌表会有寒战，待正气转胜，邪气消退，自然发热汗出而解，这种“发热汗出”是正气向外抵御邪气的抗病能力，所以有战汗，病家不必惊慌，战汗之后病情自会好转。还有一种转归，那就是病人素体有水饮，正气又较弱，误下后邪热内陷，与胸胁间的水饮互结，便会出现心下硬痛痞满的结胸证，在治疗上就应该用大陷胸汤。另一种转归是，误下后，邪热内陷，但无实邪可结，只是与正气搏结于中脘，出现心下满而不痛的痞证，这就要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而小柴胡汤就不合适了。
一条经文，本来讲的是小柴胡汤的转归，却引出两个病名，一个是“结胸”，一个“痞”；两个方子，一个大陷胸汤，一个半夏泻心汤。邪气结在胸中，即是结胸；邪气结于心下，则为痞。宋代成无己说：“否而不泰为痞。”这句话有个“否”字，一个“泰”字，这两个字在《易经》是卦名，一个是泰卦，一个是否卦。十一挂名为泰，泰卦是坤六断在上，乾三连在下，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相交，为泰。十二卦名为“否”（音pi）。否卦是乾三连在上，坤六断在下，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不交，否”。天地阴阳二气互不交合，万物生养不得畅通，这就是“否”。否者，闭塞之意。它的证候特点就是“满而不痛”，正是这么几个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就是半夏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由7味药物组成：半夏半升，*芩、干姜、人参、炙甘草各三两，*连一两，大枣12枚（擘）。折合成现在的分量应当是：半夏9克，*芩、干姜、人参、炙甘草各6克，*连3克，大枣12枚。为什么定为这样的分量，因为汉代的计量与现在不一样，俗话说“汉四两，唐半斤”，意思是说，汉代的一斤折合现在的四两，唐代的一斤折合现在的半斤，很难有一个定论。笔者拟定这个分量是根据国医大师王绵之的方剂学讲稿，以及个人应用的体验而拟定的。
半夏泻心汤证的病机是什么？是脾胃气虚，湿热内蕴。它的证候特点是：心下痞满，干呕或呕吐，肠鸣下利，舌苔*白相兼而腻，脉象弦滑而不缓。“心下痞满”，是自觉症状，《伤寒论》条解释说：“按之自濡，但气痞耳。”“按之自濡”是喜按，而不是拒按，这一点在诊断上很重要，是脾胃气虚的表现，但是虚的不严重，不需要大补。而对于“湿热内蕴”的理解，从临床上看，脾不升则生湿，胃不降则生热，湿热阻滞则有痞满的感觉。胃热浊气不降，故有干呕或呕吐；脾湿清气不升，故有肠鸣下利。“心下痞满”是主要症状，“干呕或呕吐”次之，“肠鸣下利”再次之。文献资料显示，这里所说的“心下痞满”，不仅是指“心下”，多数是“胸脘”。根据这些主症与次症，舌苔*或白而腻，这是诊断“湿热内蕴”的重要依据。如果舌苔不是这样，无苔是阴虚；白滑如水苔是水气不化；苔如积粉，是疫戾之邪，均不是半夏泻心汤的适应证。关于脉象，《伤寒论》上没有说。有的书上写弦滑数，有的书上写弦滑有力。按照后世医家对湿热证的脉象解释，它的特点是“脉无定体，不拘一格”。结合临床，笔者的体会是弦滑而不缓。弦滑是湿热的表现，为什么不说“数”呢？从临床上看，应用半夏泻心汤证数脉不多见，言“不缓”是有点数或接近数象，但不是主脉。主要体征是舌苔*白相兼而腻，从证候指证上讲，舌诊比脉象更具分量。为此，笔者对半夏泻心汤的应用指证拟为：“心下痞满、呕恶泄泻、苔*白腻”十二个字，其中“心下痞满，苔*白腻”八字是重点。干呕或呕吐只是说明胃气上逆，或是呃逆，或是倒饱，而不一定就是干呕或呕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胃痞的主症是“心下痞满”，但有隐隐作痛者，这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并非绝对不痛，这与湿热内蕴、中焦气机不通有着密切关系。
半夏泻心汤的主药是半夏，但成无己却说：“泻心者，必以苦为主，是以*连为君，*芩为臣”。这种认识不符合临床实际。后来柯韵伯、尤在泾、陈修园等还是主张以半夏为君药。半夏辛苦温，它的主要作用是燥湿，其降逆作用优于其他药物。湿热蕴结，如油入面，难分难解。解决湿热郁结的方法是祛湿为主，清热为辅。前人对此治法有一个比喻，叫“抽丝剥茧”“湿去热孤”。就是说清除湿热之邪，不可急躁，要像剥蚕茧抽丝线一样，分层次地去治。半夏是燥湿药，湿去，热邪才能散去。湿邪从二便排出需要降气，而半夏是降气的主要药物，以降胃气为主。胃气降了，其他该降的就会随之而降。“佐君者为臣”，干姜属辛温药物，为本方臣药，可以温化中焦湿气。湿邪属阴，在没有形成痰结以前，温化是最好的办法。要解决闭塞的病态，就要有辛味药，半夏、干姜都是辛味药，走而不守，“辛以散痞”，有利于消散内郁的湿浊及其形成的痰湿。*连、*芩为本方佐药。主药将湿邪解决了，里边的热邪还要“二*”帮助透发。但是按照药物归经之说，*连归心经与胃经，而*芩是入心经与肺经，一般不作胃经药用，也就是说用一味*连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入肺经的*芩呢？中医学认为，在五脏之中，主升降的是脾与胃，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肝之清气随脾之清气升达，肺之浊气随胃之浊气下降。也就是说肝气的舒达可以帮助脾气的升清，肺气的肃降有利于胃气的降浊。这便是要用*芩清肃肺气的原因。《神农本草经》中说*芩主治“诸热*疸，肠澼泄痢，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芩可以祛湿热，通水道，通血道，性质是往下走的，列为臣药是理所当然的。人参、大枣、炙甘草三味为使药，一是补益脾胃之气，气足有利于湿气的消散；二是利于清气上升，清气上升才能利于浊气下降。
半夏泻心汤的七味药大致可以分为三组，一是苦温药，半夏与干姜；二是苦寒药，*连与*芩；三是甘温药，人参、大枣与炙甘草。第一组与第二组治病驱邪，第三组扶正补虚。用了半夏泻心汤，可以使“中气得和，上下得通，阴阳得位，水升火降。”（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在《伤寒论》中，凡是相反相成配伍而形成较为固定对药的方剂，都可以用于证候较为复杂的疑难病症，这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所验证的事实。
半夏泻心汤的类方，主要是指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大**连泻心汤和附子泻心汤。
生姜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就是半夏泻心汤加上四两生姜，干姜减为一两。它的证候如《伤寒论》条所云：“伤寒汗出解之后，胃中不和，心下痞鞕，干嗌食气，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其主要症状是“干嗌食气、下利”。这些症状都是水气作祟，在原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入四两生姜，干姜减一点量，生姜与干姜相比，生姜散湿，干姜温化，目的是散水气，行湿气，水气散了，才能胃气温和，无上逆之虞。《岳美中医案集》中有生姜泻心汤案，它的主症就是“干嗌食臭，腹中雷鸣”，下利应灵活解释，多为大便不成形，不能仅理解为痢疾。
甘草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是半夏泻心汤去人参，甘草加至四两。见《伤寒论》条：“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鞕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鞕也。甘草泻心汤主之。”其主要症状为“腹中雷鸣、下利”。又是误下，而且是两次，致使“其痞益甚”，这是由于“胃中虚，客气上逆”所致。这里不是“痞”，而是“鞕”。“鞕”与“硬”同义，坚的意思，说明要比“按之自濡”的痞重，但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只是将半夏泻心汤的人参去掉，加重甘草的用量，半夏泻心汤用的炙甘草是三两，而此方加到四两，仅仅加了一两，目的在于补虚缓中。
大**连泻心汤大**连泻心汤见《伤寒论》条：“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大**连泻心汤主之。”这一条比较简单明了，“痞”是病名，“濡”是症状，“其脉关上浮”是言病理机转。关以上见浮脉，是浮热上越，不得下交于阴而成痞。这一条湿邪不明显，所以只用大*、*连二味以祛其浮热。不用煎煮，而用麻沸汤渍之，取其气不取其味，须臾即可饮用。据临床观察，这一条证候多在感冒主症消失后出现，感冒好了，病人来复诊，问及服药效果，病人会说，不发热了，全身也舒服了，就是胃里还有点不舒服，看其舌苔还有点薄*。这个时候是用大**连泻心汤的最佳时期。当然临床上应用，不止如此，凡浮热上越引起的病症，如鼻衄、口腔溃疡、眼底出血、脂溢性脱发、热性反胃等，都可以考虑应用。《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篇有一条文：“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这个泻心汤多了一味*芩，而且是水煎服，可作为大**连泻心汤的参考条目去学习应用。
附子泻心汤附子泻心汤见《伤寒论》条：“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此条有两个症状，一是“心下痞”，这是热邪内陷，结于心下，形成痞满不舒，所以取大*、*连、*芩“三*”来泻热除痞；另一个是“恶寒汗出”，明显是阳虚不能固表引起，所以用附子温阳以通经。它的用法也不是煎煮，而是先将“三*”用麻沸汤渍之取汁，另将附子水煎取汁，兑入服用。取轻清之气以去上焦之热，附子煮取浓汁以治下焦之寒，是上用凉而下用温，上行泻而下行补，泻取轻而补取重。笔者的体会是，这类病人多是体质阳虚，感冒后邪热不能透达，内陷于心下，形成痞症。这类病人来看病会说：“我不能用凉药！”其症状的特点是感冒后恶寒较重，发热较轻。这个时候就需要寒热并用了。需要说明的是，不要轻看这个方，它里边的大*与附子的配伍，是仲景配伍学的经典。
从广义上，半夏泻心汤的类方还应该有*连汤，要说小柴胡汤也与半夏泻心汤有关联，半夏泻心汤就是小柴胡汤去柴胡加*连、干姜而成。
半夏泻心汤及其类方共用了9味药，即半夏、*连、*芩、大*、干姜、炙甘草、人参、大枣、附子等。其方配伍严谨，有的放矢：寒热并用以和阴阳，苦辛并进以调升降，清上温下以和胃肠，攻补兼施以顾虚实，可谓经方中之经典。其治疗范围包括脾胃病许多疾患，如慢性食道炎、贲门痉挛、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肠神经官能症、胃下垂、十二指肠壅积症、神经性呕吐、慢性肠炎、幽门螺旋菌感染，或胃内非恶性病变者等；还可以用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胆囊炎等。至于药物剂量，不必拘于原方的分量，但要重视其间的比例，更要依据病情而酌定。特别是半夏、干姜与*连、*芩的分量，大*与附子的分量，要掌握好。国医大师周仲瑛先生曾谓：用好半夏泻心汤，就可以应付一半脾胃病。
张仲景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辨证论治的基本路径。对于半夏泻心汤类方，也要遵循这个路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叶天士最擅用泻心法，仅《临证指南医案》以泻心汤主治的病案就有60余例，无论外感内伤，凡属消化系统（脾胃肝胆肠）湿热阻滞的病证，均用泻心法化裁取效，可谓深得仲景精髓第一人。
笔者在临床上凡见到慢性胃肠病或肝胆病时，首先考虑的是半夏泻心汤及其类方。凡舌苔以白腻为底，上浮少许*苔的，常加入藿香、佩兰、砂仁等芳香化浊；若*苔比较明显的，常加入少量的连翘、石斛等以滋阴清热；若伴有胃下垂的，常加入柴胡、升麻以升提中气；若打嗝带有食气的，常加入鸡矢藤、鸡内金以消食化浊；若呃逆频作者，常加入刀豆子、淡竹茹降气和胃；若腹胀明显者，则加入“三花”（即厚朴花、代代花、佛手花）宽肠消胀；若兼肝气不舒的，常加入“三芽”（即生麦芽、谷芽、稻芽）疏肝理气；若病人说口中“淡不济”的，这是湿气上泛，可以加入苏叶、生姜以散湿化浊；有的人不断吐白黏痰，这是湿热内结成痰了，可加入贝母、陈皮或橘红燥湿化痰；个别病人伴有失眠，可以加入秫米（*小米），与半夏相伍，就是《灵枢·邪客》篇中的半夏秫米汤，它可以致“阴阳得和”，“复杯则卧”。
一个半夏泻心汤，融合了寒热、升降、补泻、上下等诸多方面的病理状态和治疗模式。如果将成无己的话反其意而用之，则是：凡中气失和，上下不通，阴阳错位，水火失序，由此形成的“心下痞”，皆可取用半夏泻心汤类方治之。这就是经方所以能一方治百病的奥秘。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是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温馨提示：上文中所提及药方和中药，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切勿擅用。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约公元前～前)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约公元前～前)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1、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2、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商鞅(约公元前～前)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约公元前～前)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1、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2、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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