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 [复制链接]

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

杨勇

文

作者简介

杨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湖南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参与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研究领域：简牍学与秦汉史、先秦秦汉礼制。目前致力于运用出土材料进行战国秦汉医疗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土简牍与战国秦汉医疗研究》（17CZS），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论文提要

中国医学与中国文明同步起源，商周时期中国医学进一步发展并有了明确的文字记录。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医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医知识理论化、体系化，诊疗经验的形成和总结，医疗文本的集结都发生在此时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医学的“周秦变革期”。在医学发展的同时，国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医疗制度。《周礼》中有完备的医事制度。进入帝国时代，秦汉又在先秦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和拓展。虽然战国秦汉时期医学以及医事制度已经相当发达甚至奠定了中国古代医学以及医事制度的基础，但医学教育的不足以及医疗机构的官僚化特征决定了成熟的诊疗技术以及庞大的医疗机构无法深入乡里。

中国人口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人口死亡率颇高。其中病死率居高不下，疾病对人群的生命和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里耶秦简、居延汉简等揭示，时常遭受疾病威胁的徒吏、戍卒等群体，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颇高。这是普通百姓医疗境遇的缩影。那么历史上普通百姓究竟如何面对疾病？文献显示，面对疾病时，一般民众会根据自身经验、知识所及的范畴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救，这便是在中国古代医疗中具有深厚传统的自疗行为。自疗作为疾病应对之策，在宋明以后表现尤为突出，但这一医疗策略绝非无源之水。出土文献表明，战国秦汉时期自疗已经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医疗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医疗心理，至今仍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巫术、礼仪与自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内礼》篇简8：“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介（栉），行不颂（容），不（哀）立（泣），不庶语。时昧（攻）、萦（縈），行祝于五祀，岂必有益？君子以成其孝。”“内礼”即家内礼仪，上引简文规定了父母患病时子女的行为举止。

透过《内礼》可知当时的医疗行为及医疗习惯：家庭是医疗活动的基本单元，医疗活动可于家宅内进行，巫术、礼仪是治疗疾病的基本手段，医疗活动可由亲属代为操作。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由患者自行或者由其亲属代为治疗，而不仰赖专门的医者或者巫者的医疗活动，都属于自疗行为。儒家通过《内礼》对这种医疗行为进行了确认，将其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并赋以“以成其孝”的义理解释。

这种由患者本人或其家属自行完成的医疗行为，显然与现代社会中的医疗行为格格不入，却真实反映了时人的医疗策略。当人遭受疾病或者伤害时，本能地利用一些方法进行治疗，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疗行为。医学起源于本能说即认为医学源于人的自救本能。因此，可以说自疗是源于原始社会的医疗传统，原始人在对自然环境的长期适应中，逐渐学会利用巫术、药物等自我救助，并积累了丰富的自疗经验。

历史地看，疾病本身并非纯粹的生理现象，它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故而应将疾病及其相应的治疗术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自疗手段的选择受到医疗传统强烈的影响。一般认为，医源于巫。巫术、礼仪是最早的疾病治疗术。*神致病是先秦时期人们根深蒂固的疾病观念，至秦汉犹然。因此用巫术或者举行特定的礼仪对*神进行祭祷、攻解仍是战国秦汉时期治疗疾病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医疗领域，巫术和礼仪很难截然分开，巫术在形式上表现为礼仪，礼仪在内容上也包含巫术，将两者强行分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某些情况下，患者本人便可操作这些法术或者仪式。《国语·楚语》载，上古之时“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皆可自为巫史，也就意味着人人皆可在疾病时自行祝祷和攻解。在商代，商王即是大巫，甲骨文记载，商王亲自占卜疾病，从疾病治疗的程序而言，这无疑也属于自疗。上述两例虽较为特殊，在先秦时期也未必常态化，但也说明用巫术或者举行宗教仪式的办法治疗疾病在先秦已经成为自疗的可选项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巫祝之术可由患者本人或其家属自行操作，而不必仰赖巫祝，似乎又回到了“家为巫史”的状态，这是战国秦汉时期自疗手段的一个鲜明特征。出土材料揭示医疗巫术以及祝祷术不但已文本化，而且被广泛传抄，部分医疗巫术及祝祷术在文本上已经具有了范本的特征，这些都说明医疗巫术及祝祷术已不再是巫者之专属。出土文献所涉及的医疗巫术和礼仪大致包括祝诅、禁咒、攻解、祝祷、祠祀等。以祝祷术为例，无论是“祝”还是“祷”，都是通过口说的形式向神灵表达诉求。江陵九店56号楚墓简43、44是向司兵死者武夷祝祷的祝文，李家浩命名为《告武夷》，其文为：

“！敢告□绘之子武（夷）：‘尔居复山之，不周之野，帝胃（谓）尔无事，命尔司兵死者。含（今）日某（将）欲飤（食），某敢以其妻□妻女（汝），?芳粮以（犊）某于武（夷）之所：君向（享）受某之?芳粮，囟（使）某逨（来）归飤（食）故□。’”

简文大意为“某”患病，通过告祷司兵死者武夷，祈求病人*魄归来，饮食如故。简文中的“某”指“病人”。《左传》多见祝祷辞，祝祷者皆称名，不用“某”指代。简文中之所以用可以任意替换的“某”指代患者是因为该文本系传抄而来的格式化范本。简文中的“皋”是发语词，此类祷辞，是以口说的方式进行。获得此范本的患者或其亲属，只需将患者的名字代入，将整个祝文口说一遍即完成了向武夷的祝祷。整个过程简便、易行，可由患者或其家属自行完成，不必仰赖专职的巫祝。

出土材料中有患者自祷的真实文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秦骃祷病玉版，年代为战国晚期，记载了秦王之曾孙骃因病报神还愿之事。根据玉版，秦王之曾孙骃久病不愈，无奈之下，秦骃备好牺牲币帛向东方刑法氏及华大山祷告请求释罪，祷毕病情好转，最终“自复如故”。病愈后，秦骃报神还愿。其中“骃”即是患者实名，整个铭文均以秦骃自述的口吻写就，从中可知秦骃自己确曾向神祷病，并在病愈后亲自塞祷。在久病不愈的情况下，秦骃用自祷、自告之法自疗，依靠的也是祝祷之术，在实际发生的文本中，“某”被替换为实名。

香港中文大学藏东汉时期的“序宁祷券”则是死者在患病之时由家人代为祷神的记录。序宁为田氏之妻，病时田氏皇男、皇妇、皇弟、君吴为序宁请祷外家西南请子社，此外还为之祷张氏请子社。祷神记录中并未见有巫祝参与，据此似可推测序宁之病祷确由其家属完成，这也与战国楚简《内礼》的要求相合。这种由家属代为致祷的行为也属时人应对疾病的自疗策略。

在今人看来，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只不过是一种迷信，于病无补。但时人对之极为看重，在时人的知识系统中，此类自疗术取得了与医方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时人在编纂病方时也将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一并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病方中所见的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被用于治疗特定的疾病，这与前文所列举之祝祷术中没有明确的疾病名称而只有疾病症状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病方按照疾病名称分类排列，这些专业的疾病名称及其分类当是出自具有专门医学知识者之手。这表明，具有专门医学知识的人也将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视为医术。

目前所出的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成都天回汉简病方、北京大学藏秦简病方、北京大学藏汉简病方等都将医方与巫方同收。这些巫方多被用来治疗特定疾病。根据其对施术者的要求，可以将这些巫方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施术者必须是患者本人。如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简、、：“见车，禹步三步，曰：‘辅车辅车，某病齿龋，笱（苟）能龋已，令若毋见风雨。’即取车（舝），毋令人见之及毋与人言。操归，匿屋中，令毋见，见复发。”该巫方为“已龋方”中的第三方，也属范本。操作时要求患者见车即“禹步三步”，祝毕要取车辖而归。取车辖时不能让他人见到，也不能与人交谈。将车辖拿回家后也需要藏匿，不能让人见到，否则疾病还会复发。此巫术中的每一个步骤均强调患者本人的亲身操作，毫无疑问此方属于巫术性的自疗法。此类巫方在《五十二病方》也多见。《五十二病方》共收录巫方38个，其中要求患者亲身参与或者自行施术的巫方共计13个，约占巫方总数的34%。《五十二病方》中还有些巫方以患者自行操作为主，他人协助为辅。如治疗蛇毒的巫方，先向瓢中注水，患者左手持之，北向对人禹步三步，人问其姓名，患者即开始祝祷，祝祷时要提及自己的名字、年龄、事由等，祷毕泼水。这类巫方都适合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疗。

第二类，施术者必须是患者以外的他人，如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中所收录的病心者方、有子三月方等，前者需要他人以足踵患者心，后者要求他人以水饮女子字者。《五十二病方》中有5个病方需由他人为患者施术。其中治婴儿瘈1方，治?病4方。施术者需为外人的巫方所针对的是孕妇、婴儿以及患有诸如心脏病、?疝等特殊疾病而无法自行操作的患者。

第三类，巫方对施术者没有明确要求，施术者可以是患者本人也可是他人，这类巫方数量最多。如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已龋方中的第二方要求有人手持黑豆七粒，操两只瓦片到东西墙处，先埋瓦片一只，还，禹步三步，祝祷。这个仪式既能由患者本人实行，也能由他人帮助患者实施。《五十二病方》中除去13个要求患者亲身参与或者自行施术的巫方以及明确要求他人为患者施术的5个巫方外，剩下的20个巫方对施术者均没有明确要求。这就意味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些巫方均可用于自疗。将《五十二病方》中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的巫方汇总，不难发现《五十二病方》所收38个巫方中可用于自疗的巫方共有33个，约占巫方总数的87%，其比例相当高。

总之，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方被有针对性地用于治疗特定的疾病。一些具有专门医学知识背景的人在编纂病方时，也将这些自疗巫方一并收录。时人丝毫没有因其巫术、礼仪的属性而对其有所贬低，而是将之提到与医方同等高度，同等对待。必须指出的是，部分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方在当时的医疗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如《五十二病方》中的巫术、礼仪性自疗方多被用于当时无方可治或疗效不佳的精神类疾病、难治类疾病，等等。

战国秦汉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确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成为时人避疾、疗疾的指南。在传抄的同时，自疗术也开始集结，并在文本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引人注目的是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自疗术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范畴。《日书》中的自疗术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巫术、礼仪性自疗术的简单采择、汇总。古人相信噩梦是*神所致，是不祥之兆，存在疾患的隐忧，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专设“梦”篇，采择祝祷术，汇成一篇。如其中一术提到人在噩梦醒来后须立即释发，自行向祝祷。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同样也有“梦”篇。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收集了应对各种*神为害的禁灾术，共70条。当事者可以根据文本记载自行禁灾，其中有数条即是关于人猝遭疾病时的自救之法。这些疾病应对之法完全靠患者自己操作和运用，遇到此类疾病，即可以之自疗。

第二类是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与数术相结合，在形式和内容上更符合《日书》的要求，但其本质仍是巫术、礼仪性的。出土《日书》材料中多专设“病”篇，将疾病的发病时间、地点、病由、病程、预后等信息一一列出，供使用者查阅。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就是如此，以简70、71第二栏所记丙丁日为例：“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酒）。庚辛病，壬有间，癸酢。若不酢，烦居南方，岁在南方，赤色死。”其中疾病的各大要素：发病时间、祟、病程、病危之状皆有迹可循。患者查阅《日书》，即可根据发病时间推知祟之所在，进而祝祷，也可据简文掌握病程进展以及病危时的症状。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有疾”篇、孔家坡汉简《日书》“病”篇的内容与之相当，放马滩秦简《日书》乃至敦煌《发病书》都有类似记载，足见此类自疗之术曾广泛流行。《日书》中的“病”篇类文献，虽然采用了五行的原理，但其目的仍是为巫术、礼仪疗法提供支撑，只不过将确定致病之祟的办法由数术类选择术代替了巫术占卜法。

众所周知，《日书》是战国秦汉间普遍流行的选择术文献，上下通用。出土战国秦汉简牍中《日书》类文献已成井喷之势，几乎每批《日书》类文献中都涉及疾病的内容，有的《日书》类文献甚至还设有疾病专篇，不少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或直接或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被收录于《日书》之中，开启了自疗术的日书化进程。《日书》的优点在于简便，开卷即得，患者使用时按图索骥，简单明了。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真正使其成为大众应对疾病的自用指南。

战国秦汉时期，普通患者选择巫术、礼仪作为自疗手段，一方面是因为用巫术、礼仪治病本是一种医疗俗信，是商周以来一以贯之的医疗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巫术、礼仪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突破，使其便于获取，易于操作。其中格式化范本的出现，对于巫术、礼仪性自疗术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巫术、礼仪性自疗术在使用上只需患者及其家属以口说的形式完成，不需借助专业巫祝的特征，使其更易被运用于医疗实践。在时人的知识及医疗体系中，巫术、礼仪具有不可替代性，其重要性等同于医方。巫术、礼仪性自疗术的日书化，使其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范畴，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被应用。总的来说，巫祝可以用自身所掌握的巫祝知识进行自疗，而普通患者的自疗一可倚赖相沿成俗的医疗俗信，二可依靠传抄而来的巫术、礼仪性文本。必须要指出的是，巫术、礼仪在治疗术中的运用是基于当时*神致病的疾病观。虽属迷信，对时人而言却不可或缺。

二、方技与自疗

医学在古代被称为方技。古者学在官府，方技之学的勃兴及其在民间的传播是战国秦汉以来之事。但方技很快就成为普通患者的自疗之术，并渐渐融合到战国秦汉的自疗传统之中。导引、医方、针灸、食疗等，都属方技，也都作为自疗术在使用。

先看导引。导引类文献在出土文献中屡有所见。导引虽名为神仙之术，其实多与养生保健以及疾病治疗相关，而且部分内容完全依靠患者自行操作。《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认为导引法能够延年益寿。而《*帝内经》视导引为治病之术。《*帝内经·血气形志篇》：“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注：“熨谓药熨，引谓导引。”通过药熨、导引能治疗筋骨之病。《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生万物众也，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通过导引按蹻可治疗痿厥寒热之疾。

作为养身保健与治疗疾病之用的导引术，基本术式为单人徒手操作，很少借助工具或仰赖他人，因此导引术在术式的设计及功用上都着眼于患者自疗之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有《导引图》，保留了汉代早期的导引之术，现存44图，有题记的31图，其中可以辨识的题记有26个。张家山号汉墓出土有《引书》，也是关于导引理论与技术的说明。两墓年代相近，可视作同时代的图籍。《导引图》有图而无说明，而张家山汉简《引书》有说明而无图，两者正可合观。《导引图》中的题记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题记中含有疾病名，从名称上看即是通过导引术治疗某类疾病，经统计此类题记共有11个，约占可辨识题记总数的42%。第二类，题记中不含疾病名，从表面上看这部分导引术只作一般性的强身健体之用，并不用来治疗特定的疾病。但经与张家山汉简《引书》比勘后发现，大部分题记中不含疾病名的导引术其实也是治疗疾病之用。经统计《导引图》中不含疾病名的题记共有15个，占可辨识题记总数的58%左右。经比对，图18题记“腹中”、图27题记“龙登”、图29题记“引项”、图32题记“伸”、图37题记“坐引八维”、图41题记“熊经”等6个导引术式都能在张家山汉简《引书》中找到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张家山汉简《引书》简28有“度狼”之术，整理者即认为可能是《导引图》中的“螳螂”，如然，则马王堆《导引图》中不含疾病名的题记有7个，加上有疾病名的题记13个，总计20个，均可用于疾病治疗，占可辨识题记总数的比例达77%左右。也就是说，马王堆《导引图》中四分之三以上的导引术式均可用来治疗特定的疾病，《导引图》的主要功用在于疾病治疗，其实质便是图像化的医疗文本，相比文字叙述而言，更加直观简便。值得注意的是，《导引图》上既有男子也有女子，《导引图》中的导引术式均由单人徒手或者持械完成，不需他人协助。这样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便于不同性别的患者随时自疗。

张家山汉简《引书》记录了可用导引术治疗的44种疾病，其中有些疾病需要同时用到数种不同的导引法。治疗44种疾病的导引术中，需要两人合作完成的导引术仅有4种，不到导引术所治疗疾病总数的10%，剩下的40种疾病患者均可自行导引。这些导引术绝大多数只需患者徒手完成，只有少量需要用到器械，所用器械也不过是杖、木柱之类，可以就地取材，简便易得。《引书》显示，导引术不仅是肢体动作，部分还需辅以呼吸行气之术，出土材料中也有行气铭，此类导引法他人更是无从协助，只能依靠患者独立完成。无论是马王堆《导引图》还是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都有部分内容属于仿生运动，即模仿某一动物的动作进行导引，部分导引术更是直接以动物命名，如虎引、虎偃、猿据、复鹿、踊蟆、熊经、鸟伸、螳螂等，时人对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及动作形态都不陌生。东汉末，华佗在民间所传之五禽戏也是模仿动物的肢体动作，用于日常的保健和自疗。

导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舞蹈，本是民间习以为常的健身之术。春秋战国时期，导引从原始舞蹈分离出来，成为有固定的术式名称和一整套动作并可健身治病的导引术。这说明导引术本就源于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马王堆《导引图》、张家山汉墓《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与墓主并无必然的联系，墓主并不一定采用这些可以用作自疗的导引术式进行自疗。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导引图》还是《引书》均系搜集传抄而来，其中用来自疗的术式当早已用于日常的医疗活动之中。《导引图》以及《引书》中自成体系的导引术式也非一朝一夕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对早已流行的导引术式的总结和转写。

再看医方。医方在疾病治疗中具有核心地位，《汉书·艺文志》将所收录的医方称作经方，对其相当看重。早期医者如扁鹊、仓公等极为看重医方，从不轻易示人，在医者群体中还形成了“禁方”的传统。对普通患者而言，医方既珍贵又难得。医方的获取主要靠传抄。因此，医方本身具有多重属性，医方所有者的改变会引起医方性质的变化。当医者手中的医方以某种形式流入到非医者手中，这些医方就变成了自疗方。出土医方绝大多数来自墓葬，但很难说这些墓葬的墓主就是职业的医者。这些非职业的医者传抄和收藏医方的目的正是为了自疗或者为他人疗病。大致说来，目前所见到的自疗方是由医者所有之方、民间偏方等组成，经由转写、传抄、组合、整理后而形成的个性化文本。和经方比对，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患者所使用的自疗方在药物的使用、药物的度量单位、文本形态乃至治疗方法上均有若干特征，而这些特征也是其成为自疗方的重要依据。出土病方中马王堆汉墓病方、周家台秦简病方具有明显不同于经方的特征，学界多认为其为民间验方的转写或者传抄。兹援以为例。

时人在使用药物自疗时，药物来源相当广泛，药物的使用不拘一格，许多药物就是患者日常生活中所用之物，而且相当部分药物不见于药典。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现存药名种，品类达到12类之多。“在现存种药名中，不见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两书的接近一半”，也就是说，尚有大量在药典之外的药物被按照某种医疗习惯使用着。根据马继兴所列《五十二病方》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药名的对比表格可以看出，《五十二病方》中有而《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无的药物大致是矿物药中的澡石、灶灰、井中泥、冻土，草类药中的菽本、大菽、黑椒、署椒、稷、蘖米、藿，木类药中的荆、柳蕈，人部药中的人发、男子洎、溺、头脂、死人头、死人胻骨、人泥、乳汁，兽类药中的*牛胆、野彘肉、鼢鼠、牡鼠，鱼类药中的鳣鱼血、鲋鱼、彘鱼，器物、物品类药物中的女子布、敝褐、枲垢、陈稾等。不难看出这些入药之物，与当地物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疾病的治疗显然也是建立在地域特产与风俗习惯的基础之上。另外，病方中的绝大多数药物具有价格低廉、易获取的特点。如《五十二病方》中用以入药的器物及物品类计有30种，包括襦颈、女子布、敝莆席、枲垢、陈稾、醋、猪膏、糵等，这些见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品、食品等，对患者来说取材便利，随手可得。总的来说，这些医方选用药物来源广泛，廉价易得，乃至日用品、食物等都是常用的入药之物。在药物的选用上没有刻意追求药物的疗效以及对道地、名贵药材的使用。

不强调药物的配伍，不讲求用药的精确性。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病方中常见有单味药成方，部分病方虽由数种药配伍，但不见配伍比例或者度量单位。马王堆《养生方》已使用“斤”“两”作为度量单位，但占比极低，《五十二病方》以及周家台秦简医方所记药物未使用衡重单位，这与《流沙坠简》、居延汉简、天回汉简、武威医简等医方普遍使用“斤”“两”“分”“铢”等表示重量的度量单位有所不同。《五十二病方》以及周家台秦简医方在计量单位上的一大特征是大量使用估量单位，这种计量方法显然并不精确。常见的估量单位有用手指进行估量的“撮”，具有比例性质的计量单位“齐”，具有约略性质的“财”“恣”“尽”，根据药材形态的计量单位“颗”“把”“束”“挺”等。丸药的大小形态以实物进行比拟，常见有大如鼠屎、大如豆、大如羊屎、大如酸枣等说法。这些估量单位几乎在每一批出土医方中都能见到，而在《五十二病方》以及周家台秦简医方尤为多见。这或许与当时医者之方或者经方在计量单位上有共同之处，但以估量单位为主的计量方式应与这些病方的使用者并不刻意强调病方用药的精确性有关。毫无疑问，此类病方也为患者自行用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食疗方也是医方的一个类别。药食同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医疗观念，药物的起源与食物密切相关，服食和服药在行为和目的上具有一致性，食物同样被用来治疗疾病。《汉书·艺文志》经方类文献中有《神农*帝食禁》7卷，可能即是食疗方。属于神仙之术的服食之法虽也用药物、食物治病，但与食疗还有所差别。大体而言，服食偏重神仙之道，食疗偏重养生和治病。服食之法过于专业，不适合大众自用。如马王堆《去谷食气》强调辟谷食气的时间和技巧，技术性较强，在古代可能属于秘术，传播的可能性较小。而食疗安全、简便，本就仰赖患者自用，所以食疗方本就属于自疗方。出土医方中，有不少治疗疾病的食疗方。如马王堆帛书《房内记》是关于性保健的医方，其中有用春鸟卵、羊头等单方进行治疗的方子。《疗射工毒方》是治疗蜮毒的医方，蒜、菱芰等食物也被用来进行防治。《五十二病方》也收录了25个食疗方，占有相当比重。周家台秦简同样有部分食疗方，此不赘述。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部分医方，命名为《美食方》，可能即是沅陵侯家自用的食疗方。

值得一提的是，自疗方对自疗技术有所偏好。《五十二病方》中，治疗癃病、?病都用到了灸法，与《五十二病方》同出的《足臂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中都只有灸法没有针法，而《*帝内经》中有形制完备、用途不一的九针。过去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马王堆医书年代偏早，但与马王堆医书年代相去不远的天回汉墓出土有髹漆经穴木俑，身上刻有纵横复杂的经络线，刻有圆点表示穴位，穴位旁写有文字。说明当时的针灸术已经非常成熟，马王堆医书等重灸法而轻针法并非是因为针法出现较晚，而是与针法相比较，灸法简便、安全，更适合患者自疗之用。

部分在实际使用中的自疗方，在文本上留下了特殊痕迹，表明其确曾用于自疗。《五十二病方》中部分医方显示其曾经被使用过，部分医方的末尾还对该医方的效用有所说明。如“诸伤”方中的第14方，末尾书有“尝试”，意即已经试用。“诸伤”方中的第16、17、18、19、24方在医方的末尾都书有“令”，意即医方效用良好。如果是医方拥有者亲身试用，毫无疑问，此方即是自疗方。如果是医方拥有者传抄而来的他人已试用之方，而继续保留“尝试”“令”等强调性文字，那么医方的拥有者将其视作将来自疗之方的意图也十分明显。此外《五十二病方》中在结尾处书有“令”的医方还有20方、书有“尝试”的医方还有3方、同时书有“令”和“尝试”的医方有7方。在治疗胻伤的一方的末尾还书有“此皆已验”四字，也可视作患者自用后对医方效验的记录。马王堆医书的墓主并非医者，其传抄、收藏医方应是出于自用，不论上述医方是否被墓主亲自使用过，其保有医方以便日后自疗的想法依然是明确的。武威汉代医简也有部分医方的末尾书有强调医方效验以及是否传播的文字，经笔者统计，这样的医方共有9个，如简52、53“治金创止痛方”结尾书有“良甚，勿传也”，简54“治金肠出方”结尾书有“大良，勿传也”，木牍84背面“建威耿将*方”结尾书有“良，禁，千金不传也”等文字。这些文字一方面强调医方的效验，另一方面禁止医方的外传，医方的所有者将其用作自疗的意图相当明显。

秦汉民间还有传抄医方用于自疗的传统，王充曾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记录。《论衡·须颂》：“今方板（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御）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根据王充所说，其时仍有大量来源不明的医方在坊间流传，但时人对这些医方的效验并不清楚，不敢贸然服用。由此亦可见，时人传抄医方的目的便是为了自用。而对那些有明确方题或者书有药方疗效的医方，则趋之若鹜，争相刻写，视若珍宝，甚至秘不示人。出土医方中，也有部分医方还保存有作方者的名字，如北大汉简医方中有“秦氏方”“泠游方”“翁壹方”等方题，在武威汉简医方中，也有“公孙君方”等。这些带有方题的医方显然也是被其拥有者传抄而来用于自疗的医方。部分患者自用的医方还与经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张家界古人堤东汉墓所出之治疗伤寒和时疫病的“治赤散方”便是《千金方》中“华佗赤散方”之祖方，此类珍秘之方自是时人争相传抄的对象。

总的来说，导引、食疗、艾灸等医疗技术所具有的简便、易行、开放等特点使其成为天然的自疗术，为患者自疗提供了技术支撑。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不绝的偏方、验方以及传抄而来的医方等实是普通患者运用药物自疗的指南。服药、艾灸等方技之术本应经过医者望闻问切，随证处方并在医者的指导下使用，但受历史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此类方技之术的使用大都存在医者缺位的情况。这可能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方技之术被使用的历史场景。

三、认识与评价

归纳以上讨论，对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可以有如下认识：

第一，自疗作为一种医疗策略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已存在。上博楚简《内礼》篇要求孝子居家时为疾病中的父母行攻、縈的巫术活动以及祝祷家居五祀之神以成其孝道，实是对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疗行为的追述与认可。自疗作为一种医疗行为有着深厚的传统，它是原始人自救本能的自然延续。战国秦汉时期患者的自疗选择，一方面是上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识的医疗选择的结果。

第二，战国秦汉时期自疗术的选用上巫术、礼仪、方技并用，纂辑的自疗文本在内容上明显体现出巫术、礼仪、方技交错互融的特征。其中巫术、礼仪是旧传统，方技是战国以降的新传统。巫术、礼仪疗法的获取与实现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巫祝之术通过抄本广泛传抄，不再为巫祝所专领。绝大部分巫术、礼仪性的疗法可由患者或其亲属自行操作，不必仰赖职业的巫祝，其中部分医疗巫术特别强调患者自行施术。时人对巫术、礼仪疗法极为重视，将之与医方等同视之。巫术、礼仪疗法以《日书》的形式被纂辑，经过选择术的包装而渗入日常生活，成为居家日用的疾病预防及治疗的指南。巫术、礼仪可能是在医术勃兴之前最主要的自疗术，而随着战国以降方技之学的突破，导引、艾灸、医方等医疗手段渐次进入患者自用的行列。食疗、艾灸简便、安全。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写，也有医者之方的流入。大量用于自疗的医方在药物的选用上多就地取材，不拘一格，不追求道地和名贵药材的使用，不强调药物的配伍，不注重药物剂量的精确性。民间对效验之方的搜集和传抄尤为重视。

第三，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战国秦汉自疗传统中引人注目的自疗文本的编纂和流传。从出土文献来看，战国秦汉自疗手段的传播已经呈现出高度文本化的特征，与之相应，自疗方法的使用也会高度依赖于文本。此类自疗文本是根据个人喜好以及知识能力所及的医疗术编纂而成。内容上，不拘一格，将在疾病观和治疗技术上有根本差异甚至是对立的巫术、礼仪与方技混杂到一起，将民间医疗经验与医者之方等一并收录，从而形成了巫、医并存，众术杂错的医疗文本。使用上，不依赖专业的巫祝、医者，而是依靠患者自身或者家属相助。文本形式上，这类自疗文本较少独立成卷，往往与其他实用类文献杂抄在一起，部分自疗文本还保留了明显的使用痕迹。正因为如此，收集、整理和保有个性化的医疗文本成为战国秦汉时期自疗传统中值得特别